屈家岭光伏农业电站_沙洋到屈家岭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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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史前中国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

史前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文明化的进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尚书》的“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以“食”、“货”为首。这里“食”指衣食，其来源依赖采集、渔、家畜饲养和种植农业；“货”指主要部门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在古代中国货殖之利首先来自监和铁（在史前为石器），这几项指标遂成为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关键。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头绪繁多，这其中，经济地理的分布及其变化情况是其基本的方面。本文将讨论史前农业与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性变化的大略，并对史前经济在中国文明化进程当中的作用进行初步的探索。讨论的范围集中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

当然，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并不是始终都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但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和南方文化的差异就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分别形成了两支不同的文化系统。其中，南方地区这一时期存在着一支分布于南岭两侧山前地带的洞穴文化，目前这类遗址已发现了数址处，其中大多数是洞穴遗址，也有少量平地遗址。这一文化以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有单面打的砍斫器、穿孔砾石和磨刃切割器等，各种锥、针、镞、刀、鱼鱼鳔等骨、角、蚌器十分发达。在万年仙人洞、道县玉蟾岩、杜林庙岩、柳州大龙潭等遗址出有夹粗粒石英的圆底罐形陶器。在仙人洞和玉蟾岩还发现了明确的稻作农业遗存。在其生业系统中可见较大比重的采集渔经济的内容，渔对象以鹿、猪类为主，还有较大比例的鱼鳖类和乌禽类。出现在北方地区的是一支分布于华北平原及其临近地区的细石器文化。这支细石器文化的遗址或地点目前已发现有很多处，分布在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省，单是鲁中丘陵地区就发现有百余处。这支细石器文化以各种锥形、楔形、船底形细石核以及窄长细石叶为主要特征，兼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小石器和锛状器等大型石器。在其偏晚阶段如阳原于家沟中上层、北京转年和徐水南庄头发现有罐类等陶器，磨盘、磨棒等石器和骨锥、蚌器。从狩的动物来看，于家沟以羚羊为主，还有野马、野牛、野驴和鹿等大型动物，南庄头则以鹿、独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但这一时期发生了最早的种植农业，各种新石器时牮手工业部门多已出现，开始具备了新石器时代经济多样性的特征。

尽管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没有发现有关农业的遗存，但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南北两种不同的农业体系的出现应该就是从早期南方和北方的两支遗存中发展起来的。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彭头山文化出现了大量的稻作农业遗存，形成了水田农业的体系，这里发现的饲养动物则有猪、牛和鸡等。石器以打制为主，有发达的骨角、竹木器，其经济体系富于地方特色。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如岭南的豹子头一类贝丘遗存还没有走上农业经济的道路。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裴李岗文化、老观台文化和后李文化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的遗存，磁山遗址则有80多个储满粟的窖穴，换算成新鲜粟可达5万公斤。饲养的家畜家禽已发现有猪、狗、鸡等。不同的文化区有各自自成系统的陶、石骨器等手工业体系，但区域内部各种经济的门类分布并不均衡，一些经济门类齐全的大型聚落如贾湖和磁山等成为发达的经济中心。这一时期长江和黄河中下游都已有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定居聚落，有的聚落还有环境，但即便是大型聚落的房屋和墓葬差别也不明显，说明聚落内部人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化。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大发展期，迄今发现的遗址已有上万处之多，大多数遗址都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地区文化的分休不断加剧，在经济地理上的反映便有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在晚期的前一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大溪文化、仰韶文化、北阴营文化、薛家岗文化、拾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松泽文化等文化系统，主要的经济区域有两湖区、峡江区、汉水中游区、苏皖区、赣鄱区和三角洲区等，文化区和经济区大致可以对应。其中，两湖地区农业发达，出现了一批面积达1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聚落，有的聚落还有环境土城墙。其中，城头山遗址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水稻田，水田的耕作方式为撒播，还发现有粟、薏苡、冬瓜、小葫芦瓜和大麻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作物的种类较此前增加了很多。峡江区少见农作遗存，其取食经济以渔为主，兼有家畜饲养，特别在峡区内，遗址中出大量的鱼骨，这与三峡有几处大的渔场有关。同时，峡江区石器制作业发达，几乎每一聚落都是一个大的石器制作场，从而在整个峡江地区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石器制作工业区，其产品覆盖了大部分的长江中游地区。汉水中游区有自己的石器工业，其产品甚至可在关中地区见到。赣鄱区也有石器系统。苏皖区没有骨器制作业，但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大的石器和玉器制作工业区，这里石器产品的工艺水平是当时最高的，玉器则是整个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唯一的产地。

苏皖玉石器产品不见于整个长江下游，还远及长江中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三角洲地区有发达的农业，但肉类取食多赖狩而饲养业不发达，并且没有自己的石器和玉器工业，石器和玉器的来源主要依赖苏皖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仰韶和北辛-大汶口（早期）等文化系统，其经济区尚难以作明确划分，大别可能有泾渭-晋南-豫西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和海岱区等。其中，泾渭-晋南-豫西区在关中西部和豫西已发现有多处面积达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黄河中下游各经济区多以旱作农业为主，但豫中的郑洛区还有稻作农业，各区的家畜饲养业较长江中下游发达，肉食中家养动物的比例一般在50%以上。黄河中下游各区均有自己的石器工业，但郑洛区和海岱区还多见长江苏皖区的石器和玉器产品。以繁荣的区域经济为基础，新石器时代晚期前一阶段各地区都出现了大型聚落，有的地区还有中心聚落，聚落内部始有分化，但分化不明显，各地区间的分化也不明显，但区域经济各有特色，并有一定的互补性，造成了区域间频繁的贸易往来，贸易的方式多为沿途的互惠交换。在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个人和集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和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的大型墓葬即是其例。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经济区域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信可分布的两湖地区和良渚文化集中分布的三角洲江浙区成为这里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聚落数量成倍增长，并且出现大量的城址和聚落群。此前石器和玉器的集中产地-峡江和苏皖石器工业区逐渐衰落，在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早期之后人烟渐稀。石家河文化的石器制作较屈家岭甚至大溪时期明显退步。良渚石器工业继承了此前苏皖石器工业体系，但也有新的器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产品属一般的民用工具。良渚玉器产业发达，但同样也出自苏皖一系，其产品我为装饰、礼仪用品，一般只见于贵族大型墓葬中。同时，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中还有漆器、骨（象牙）器和丝织等奢侈品随葬，可见贵族手工业已经产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原来比较发达的的一些经济区如豫中和豫北冀南等也已衰落，但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分布的中心-晋南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分布的海岱区形成了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其中，晋南陶寺、下靳等遗址大型墓葬中出大量玉、石器，其石器产地在陶寺等地，目前陶寺已发现有大面积的石器制作区，石器的初加工场在离陶寺不远的大崮堆山采石场，但玉、石器中钺、刀等高级品的样式和技术应来自苏皖系统，这些高级品一般出自贵族墓葬中，而一般民用石器仍沿用铲、刀等原先本地已有的传统器类。同时，晋南的池监也是这一地区重要的资源。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发达的陶器和骨器制作业，其石、玉器产业在中晚期以后才形成自己的特色，从其器类和工艺看，也应出自苏皖一系。可见上述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几个经济核心区的形成应当与此时苏皖玉石器工业区一类经济区域的解体有关。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核心区内普遍出现了手工业中一般民用产品和多见于贵州大墓中的玉、石器、漆木器、象（象牙）器、高级陶器等奢侈品的分化，贵州手工业的出现标志了社会分化的定型，其产品以再分配的方式流通，成为此后国家官手工业的前身。这一时期经济核心区的形成是当时社会动突加剧和核心集团对资源垄断的结果，是区域文明形成的体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开始了所谓龙山文化时期或龙山时代，也可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前一时期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到这一时期已衰落，传统的经济核心区不复存在。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聚落遗址数量很少，而且大多分布在北部，所见玉器、石器和陶器等产品多有中原经济区的同类产品特征，说明此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中原经济核心区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在黄河流域有客省庄文化、三里桥文化、王湾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文化系统，各区域均见到密集的聚落遗址。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它和海岱两个地区，各有自成体系的玉器、石器和陶器的生产体系，应该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经济区。这一时期治铜业也在逐渐发展，只是似乎还没有成为贵族手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过游戏到青铜时代或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转化期，其偏晚阶段传统的说法已进入传说中的夏代的纪年。而三代文明都是在广义的中原地区即黄河的中下游展开的，是这一时期文化的延续。黄河中下游经济区的繁荣和扩展奠定了三代文明的基础。

沙洋到屈家岭有多远

屈家岭遗址出土陶器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年代约距今 5000多年至4600年。分布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三峡，东到武汉一带，北达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区并局部深入到湘西沅水中下游。稻作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在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痕，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居民还饲养家畜，兼事渔猎。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镰、石镞和打制的凹腰石锄及彩陶纺轮等。陶器中有一种施彩纹具有晕染风格的薄胎彩陶器，精美而富有特色。已发现数处城址，其中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圆形城址，直径约310米，外侧有护城河。当时居民的房屋大多是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有红烧土居住面，木骨泥墙或直接用粘土混合烧土渣垒成墙壁。既有单间的，也有套间或各开屋门的双间屋。多间式房屋的出现，显示出建筑技术的进步，同时可能反映了父系家族实行小家庭分居生活的情景。在建房过程中，有时还把整条猪、狗埋在房基下作为奠基牺牲。成年死者多采用土坑葬，儿童用瓮棺葬。安乡划城岗遗址的90多座墓分南北两区，居首并列的 3座墓各有随葬品数十件，包括朱绘陶器和朱绘卷云纹石钺等，墓主当是氏族中的上层人物。

屈家岭遗址考古现场经过发掘的屈家岭文化遗址有京山屈家岭遗址、荆州阴湘城遗址、石首走马岭遗址、钟祥六合遗址、天门邓家湾、谭家岭和肖家屋脊遗址等。

屈家岭遗址出土陶器屈家岭遗址于1954年修建石龙水库干渠发现后,1955年及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斧、凿、铲、镞等，造型美观、磨制精细；陶器有杯、碗、鼎、锅、纺纶等，还有陶制环、球、鸡、狗等装饰器。大量的蛋壳陶器、彩绘陶器和彩绘纺纶，说明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地区已具有较高水平的烧陶技术和纺织手工业。因其具有鲜明的江汉平原的特点，有别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因此将这种文化定名为“屈家岭文化”。中国科学院为此出了专著《京山屈家岭》。1988年，国务院将屈家岭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遗址上竖立的高大的保护标志更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如何找到关于春秋战国农业发展方面的考古资料？

34.2公里。

屈家岭管理区，原为五三农场，是湖北省荆门市下辖的县级属地管理区，位于湖北省中心地带，江汉平原北部、大洪山南麓。五三农场是湖北省土地面积最大的国营农场，

1952年开始垦建，1953年正式命名，原属于湖北省农垦事业管理局，1958年，五三农场改为”京山县五三人民公社“。

屈家岭管理区国土面积223平方公里（173平方公里位于京山市境内）[20]，其中耕地面积15万亩，林地面积12万亩（果园5万亩），水面面积1.5万亩。总人口8万人（2014年），下辖4个办事处，41个队、村、社区。

2007年3月，屈家岭管理区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农垦系统百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之一； 2011年3月，被湖北省政府批准设立为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试点单位；2012年3月，被湖北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省级战略中国农谷的核心区。

一、农业

楚人由北而南，后又辟在荆山、睢山一带，故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裴駰《史记集解》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古代先民烧荒，这是很普遍的，故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杂草，沤于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证水稻生长。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可见楚人占据江汉平原后，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耕作水平也逐步提高。

生产工具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1]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

据现有考古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考古发掘资料，计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识字岭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剑、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铁剑一件、长沙丝茅冲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窑岭楚墓出土铁鼎一件。）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目前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2]、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3]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楚国地处水泽之乡，水利资源丰富，随着青铜、铁农具的出现，水利灌溉事业也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史记·河渠书》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江、淮之间。”楚武、文王以后，南进东拓，在江汉、江淮间，修沟开渠，为楚国水利事业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础。

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今人亦多有持此说。

这项工程，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4]《史记·循吏列传》裴駰集解引《皇览》说：“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沮水，即古睢水，与漳水汇合注入长江。这项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对包括郢都在内江汉沃野的农业生产，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还“截汶坟之水，作塘以溉田”。

《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劝其用桔槔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的记载虽属寓言，但却也反映了楚国确已普遍凿井灌田，并已使用桔槔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

从上述史料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故楚国入据汉汉、江淮后，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粮食产量亦显著提高。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及群蛮百濮反叛，在此紧急关头，楚庄王“振廪同食”[5]，打开国家储备的粮库，保证军队食用，前往平叛。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7]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8]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至于其他农副业，上述《庄子》所记的“圃畦”，就是指的种植蔬菜果木一类的园圃，可见楚国农副业和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

二、手工业

随着农业的发展，楚国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

楚国青铜业的发展，是随着楚人的南下东进取得的。继熊渠对外扩展后，楚武文成穆庄诸代，南入江汉，北争中原，东拓江淮，师夏师夷越，兼收并蓄，在青铜器冶炼铸造、造型与纹饰等方面，均有重大创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今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楚国产铜的主要基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该铜矿实行地下开采，采取了竖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结合的方法。为保证安全，矿井中设置了矿井支架，下铺设木制水槽，以防塌崩堵塞和积水带来的危害。采掘工具主要有铜斧和竹、木、石质的生产工具。矿石取出后，即就地筑炉冶炼。炉为竖式，包括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炉渣由于就地处理，故现在遗留有大量的铜渣。经化验，铜渣含铜量为0.07%，足见炼铜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楚国在这里炼出红铜后，运到郢都等地铸造成不同类型的青铜器。

目前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楚青铜器，数量多，出土地方遍及湖北、河南、湖南等地。1978年至1979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达4百余件，还有在其他地方出土的楚青铜器，为我们了解楚青铜器铸造工艺、器型和文饰等方面提供了实证。在铸造工艺上，楚人已掌握了分铸焊接法、铸镶法和失蜡法。所谓分铸焊接，即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成，然后用铜、锡作焊剂把两者焊接起来。所谓铸镶，即因纹饰复杂，需先修整，置于铜器铸型内，然后合模浇入铜液铸成。所谓失蜡，即先做成蜡模，雕缕纹样或器物形状后，再在蜡模的外表涂以泥浆（土、炭等混合物），硬化后形成铸型，然后加热熔去蜡模，便可铸器。春秋中后期楚国掌握的这些铸造工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春秋时期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和中原各国一样，礼器最多的是鼎。楚国的鼎，由于其形态特殊，考古界学者称之为楚式鼎，有于鼎、升鼎、罐形鼎等。其他礼器和生活用器有簋、盏、敦、壶、缶等。乐器主要是编钟，包括甬钟、钮钟、钟。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编钟共52件。楚人尚武，故楚青铜兵器数量多，制作亦精，有戈、矛、戟、剑、钺、匕首、镞等。楚国铜器纹饰大致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细致柔美，具有自己的特点。纹饰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龙凤纹、窃曲纹、兽面纹（饕餮纹）、云雷纹、鸟纹、圆涡纹等。

随着治铜技术的提高，春秋中晚期，楚国也掌握了冶铁技术。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但目前所见数量不多。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0.6％（《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无论从历史文献或地下发掘资料中都证实了这一点。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

楚国漆器出土数量多，制作精，成为荆楚物质文化一大特色。根据滕壬生研究统计，目前所见春秋时期出土的漆器有六件，包括漆瑟、耳杯、卮、豆，以及用黑漆镶嵌的铜鼎等。其他出土的漆器，有的器形不详，有的保存不好，难以断定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人生活水平的状况。

楚国建筑技术有重大的发展。入春秋后，楚国为了北上争霸，顺伏牛山，连结所经各水堤坝，南北连绵数百里，号称楚之长城枣“方城”。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军北上，屈完声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迫齐桓公与楚签订召陵之盟，可见在此之前已开始建筑方城。方城的建筑，注重以地制宜，一方面顺山形筑城，另一方面又沿诸水河岸筑堤为城，无疑是军事建筑一大创造，在古代战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国都市建筑也自具特色。郢都（纪南城）顺丘陵地势而建，北有纪山，西有八岭山，东北与雨台山相邻，东临诸湖（庙湖、海子湖、长湖），气候宜人，既无水患可虑，又可引水入城，便于漕运与交通。市区内布局也很恰当，王城、贵族府第居东，西南部则为冶炼作坊区。城门有三门道，中门宽，边门窄，人车分流，交通秩序井然。为引水入城，还建筑了水门，宽度达3米以上，便于行舟，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上城门建筑工程。城墙高宽相等，坚固稳定。城垣建筑采用夯筑方式，每夯层厚度仅10厘米左右，坚实牢靠。宫室建筑既多又精。楚王室除建有王宫外，还有众多的离宫，如渚宫、章华宫（台）、荆台、匏居台等。楚灵王所修建的章华宫（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离宫。其遗址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关于章华宫（台）遗址所在，历来说法不一。除了今潜江龙湾外，还有说在今监利天竺山、沙市今章华寺、河南商城古汝阳城内、安徽亳县古城父境内等地。楚人有新迁居一地，仍袭其旧名的习俗，故作为楚君（王）的离宫，章华宫亦有多处，上述各说，当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经八十年代多次调查试掘，出土文物甚丰，是迄今所见楚宫室最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放鹰台出土了筒瓦、板瓦残片及长方形等形状的红砖，可见楚灵王时期已掌握了烧制砖瓦技术，砖、瓦已用作建筑材料。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门环，青铜当亦已用作建筑材料。台基系夯土结构，台柱有方有圆，比一般房柱粗大。廊檐下面是用贝壳铺成的路面，结实美观（陈跃钧《湖北省潜江龙湾章华台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湖北省考古学会编《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从此足以说明春秋中晚期，楚国宫室建筑，无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都达到了先进水平，“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作为游宫建筑群和园林建筑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9]。

楚国还有地下宫室建筑。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谷阝]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楚国在宫中作地下室，把钟鼓悬挂在那里奏乐，无论是宫室建筑，或是钟鼓演奏的音乐效果，都是一个创造。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夏，楚令尹子庚卒，楚康王要公子冯任令尹。公子冯担心国家政局不稳，就装病住在地下室，“下冰而床”，“重茧，衣裘”，寒气裘人。可见王室与贵族府第，因楚地夏天酷热，建筑了地下室以避暑。

此外，楚国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已能制造车、船。据《左传·宣公十五年》和《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载的“楼车”和“巢车”，说明楚庄、共王时期，楚国已普遍使用战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春秋中后期，楚国已大量制造战船，训练水军，与吴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墨子》有关篇章记载，鲁班曾至楚，为楚国制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的“云梯”，说明楚国车船制造业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