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光伏行业产能过剩_从市场现状分析光伏企业如何去“泡沫化”

大家好！今天让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化解光伏行业产能过剩_从市场现状分析光伏企业如何去“泡沫化”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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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将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有哪些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世纪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2%，2014年达到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3%。

不过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盟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未来美联储加息等将会进一步收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增加其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这些都意味着全球增长格局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此外，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

第二，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剧烈变化，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主要从事低端环节。“十三五”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对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成本国家工业化使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挤压的形势更加严峻。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低成本的初始禀赋条件，以代工方式与国际经济接轨，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双重竞争压力。

第四，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规则酝酿新变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发生新变化。

第五，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维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也给我国带来了收入的相对增加。能源领域，主要是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推动了美国的能源自立，其对中东地区的原油依赖进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走向欧洲市场，挤压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也导致了原油价格的暴跌。原油价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资源领域，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国需求减弱影响，以及传统资源大国希望通过资源出口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影响，价格下跌明显。自2014年以来，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平均跌幅超过15%。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段时期，将增大“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同时为我国带来了成本节约的红利效应，提高我国的相对收入。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

第一，我国将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左右实现了由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过，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我国人均GNI在世界银行所列举的200多个国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数据），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更高、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对政府服务、对生态环境将更加关注。如何满足这些日益增长多样化的更高需求，将是我国“十三”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经济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经济更是以高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供给约束强化及房地产等长期需求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正步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其后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实现较高的个位数增长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增长速度的下滑将有可能加剧财政金融的风险，短期内还会加大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第三，依靠工业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成就突出，逐步确立了工业的主导地位。然而，2006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3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未来许多工业品产量都将陆续达到峰值，工业规模继续扩张的空间将不断收窄。如果继续采取数量扩展的增长模式，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产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规模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将逐步削弱。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较低长期以来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然而，随着21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尽管我国仍属于劳动力总量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伴的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十三五”时期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而且可能呈现加剧态势。这将削弱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我国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经济增长面临需求约束将不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货物和服务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占GDP总量的比重达到3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慢，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于20%的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长速度。展望“十三五”时期，一方面，从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汇率的升值，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动力将在较长时期内呈现较弱的状态，这也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更加强化，更加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六，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但是维持中高增速仍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光伏行业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目前，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可能不是短期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即供给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据估计长期需求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2015年左右将达到峰值；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而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刘世锦，2013）。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仍将存在，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与此同时，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重要问题。

第七，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仍显滞后。从区域发展来看，2004年前后，我国区域差距开始出现缩小态势，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反映区域相对差距的人均GDP对数标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间呈现下降态势，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0.215。尽管我国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跨区域流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约了我国区域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第八，发展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从可贸易的资源来看，原油、原煤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从不可贸易的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水资源来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严峻。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土壤超标点位的数量占调查点位总数量的比例）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2.7%，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仅考虑传统三项污染物，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评价，2013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达标比例仅为60.7%。“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仍较面临较大环境污染压力。

从市场现状分析光伏企业如何去“泡沫化”

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70%以上，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发展光伏发电势在必行。目前德国光伏发电量占到其总发电量的3%，如果到2020年我国光伏发电量占到总发电量的3%，光伏发电量将达3000亿千瓦时，需安装光伏容量2亿千瓦。按此目标每年需安装2000万千瓦，这将为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国内耗能、国外节能”出口创汇模式已经证明是得不偿失，更必须转变思路，应借当前外需低迷之机大力开辟国内市场，逐步缩减光伏产品出口，推进行业整合。

近年来，我国采取特许权招标方式启动了大型光伏发电的建设，以常规电站建设和管理方式建设大型光伏电站，这对推动我国光伏电站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集中建设大型光伏发电、以远距离高压输电的太阳能利用方式并不科学。与其耗巨资高补贴发展大型光伏电站，还不如多搞坑口电站，因为太阳能发电与煤发电相比，成本要高得多。太阳能发电投资大，上网还需巨额补贴，电企还很不愿意。所以，集中建设大型光伏发电并非良策，必须另谋出路。

万吨。太阳能资源的主要特点是分布广泛，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优势是分布式应用。所以，要加快电力体制改革，开放用户端电力市场，培育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应该反思太阳能光伏产业旧有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把进出口总额作为评价经济开放度的唯一指标，而要对出口产品进行综合评价，改变对高耗能产品出口创汇作用的依赖。应把出口规模控制在最低范围以内，顺势逐渐缩减光伏产品出口。谁愿出口，取消出口退税补贴，并适当提高光伏产品资源税，提高环境门槛。

为加快培育国内光伏市场，完善光伏发电并网技术与标准也势在必行。加强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间的沟通协调，引导有条件、并网难度小的光伏发电设施率先并网，先易后难，不断完善光伏并网管理体制。

更重要的是加快培育多样化的光伏市场，立足国内需求，大力发展自用为主，即使补贴也是我国公民自己享受。支持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系统、非电网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充电系统。开发多样化的光伏产品，扶持开发太阳能光伏水泵抽水系统、家庭用太阳能光伏空调制冷与取暖系统、各种类型小型、经济，普通百姓买得起的太阳能光伏家用供电系统等等，太阳能光伏产业自然会得到新的飞速发展。

三招根治“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

1.盈利模式雷同

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发布的《太阳能光伏"十二五"发展规划》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光伏电池产量以超过100%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2007~2010年连续4年产量居世界第一。

从2011年开始，“转型”成为了光伏行业另一个时代的代名词。产能严重过剩，欧洲光伏市场迅速陨落使得光伏制造环节的利润连续为负值，企业亏的一塌糊涂，而且光伏企业纷纷意识到，由于产能过剩造成的行业危机会持续到"十二五"末期，制造环节高利率时代已经不可能到来。因此，光伏企业纷纷喊出了转型的口号，即由组件制造向电站建设倾斜，或直接投资，或做EPC承包商，总之行业巨头早已经不再指望组件制造能创造多大的利润。

目前，很多中国一线光伏企业都表示，未来50%以上的收入将来自电站建设，每个企业都在找项目、谈融资、建电站，做着一样的梦。今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未来3年，全国光伏发电(包括地面电站和分布式发电)到2015年总装机要达到35吉瓦。但根据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部副主任王霁雪透露，国内目前核准和已批准前期工作的光伏电站容量达到了19GW。笔者甚至可以断言，如果把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算在内，中国光伏电站的储备量恐怕早已经超过了35GW。

行业是在转型，但当行业转型千篇一律时，无非是将一个泡沫转向了另一个，大家都在建电站，电站市场也会需求过剩，或并网越来越难，或电站数量与国家补贴总量相悖。

2.光伏行业归根结底是在挣补贴

不管中国光伏企业如何看好光伏行业前景，其最终目的还是从国家腰包中挣钱，这一核心问题决定了企业为自己勾画的发展蓝图都是无效的。至少在目前光伏发电成本无法实现二次突破的背景下，电站收益主要来自于国家补贴，中国政府也会因此严格控制审批规模。所以，未来决定企业成败的问题不是你想建多少电站，而是你能够从国家有限的配额中拿到多少比例的"路条"，当所有企业都转型之时，相信没有哪个组件制造企业能够一家独大，获得自己所规划的建设数量。

此外，在终端市场中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即央企新能源公司和几大发电集团，这些企业财力雄厚，并网优势强于民企，一定会获得绝大多数的电站建设权。只要光伏电站还受政策审批制约，多数民营企业的战略规划就会停留在纸面上，道理很简单，光伏电站不是你想建就能建的。

中国光伏电站丝毫没有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掘金的能力，归根结底是在挣国家补贴，而国家每年拨款数目都几乎为定值，相应地每年光伏装机量会在10GW左右，这样看来，每个民营光伏企业所获得的市场份额其实和现在相差无几，政府规划不变，企业规划其实失去了意义，除非你不打算要补贴。

中国大型地面电站补贴额度仍较高，但大型地面电站并网问题备受诟病，很难有大发展的可能性。以青海省为例，青海每年光伏新增装机量会维持在1GW左右，这一数值会维持3~5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每年光伏装机量维持在10GW左右，则地面光伏电站会占主流;如果在10GW之上，中国光伏市场要想获得大突破，则必须依靠分布式光伏发电。

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正处于摸索阶段，居民用电价格严重偏低，中国居民用电价格是工业用电的1/2左右，而国外正好相反，国外居民用电价格是工业用电的两倍，所以他们可以大力推广民用光伏市场。相比之下，中国却只能在用电价格较高的工业园区内推广应用，相同价格下分布式系统在这些的确面临的风险更大。这些被列入示范园区的项目能否获得预期收益还有待观察，毕竟工业园区内的用电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3.政策不是法律

光伏市场前景巨大，但截至目前，保险、养老基金等众多民营资本并没有投资意图，他们对光伏电站的收益和稳定性仍存有很大依赖，毕竟政策不是法律，很多政府性文件的执行效果让人担忧。

只要不把政策法律化，发电量全额收购、补贴及时发放、补贴年限固定等问题就无法保证，电站的收益在未来25年内也会发生变化。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光伏电站收益率本来就不高，回收期限长，稳定性是最重要的，没有法律作为依靠，泡沫的产生是很有可能的。日本政府可能会在2014年4月份之前调整本国光伏政策，中国政府也可能会在明后年逐步降低补贴，届时光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大打折扣，不知道企业还愿不愿意大量建设光伏电站呢?

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根据9月5日公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6亿吨、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铝冶炼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

　如果你以为只有传统制造业会产能过剩，那你就错了，包括多晶硅、风电设备等高科技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据说，在国家统计局监测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与风电设备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最为严重。

　当前全球光伏行业需求约为30GW，而产能超过40GW，其中80%的产能在中国，但80%的需求在国外。2011年底全球造船能力超过两亿载重吨，其中中国就高达8000万至1亿载重吨，且这些新增能力大部分是在2005年之后形成的。

　笔者认为，是外需萎缩、房地产调控与地方政府激励扭曲，造成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困局。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三个手段来治理产能过剩的顽疾，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加快实施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过去20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特征是高投资。中国政府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资金、资源、环境等各类要素的价格，来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尽管投资在当期内会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但投资的结果是形成了生产能力。如果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即形成了产能过剩），则进行投资的企业的利润率会下滑，为投资提供贷款支持的银行可能面临坏账，经济体内甚至可能形成一股通货紧缩压力（由于产品供过于求）。

　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主要是通过出口、利用外需来消化国内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需求都在萎缩，中国经济难以继续通过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另一个潜在选项则是刺激内需，然而，在整个制度设计都偏向于激励投资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在劳动力报酬占GDP比重没有显著上升之前，通过内需来消化产能过剩并不容易。

　除外需萎缩外，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也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当国内房地产市场一片大好时，粗钢、水泥、玻璃、铝和PVC等行业都在大干快上。而一旦房地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这些相关产业就突然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也是加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由于GDP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地方政府对能够带动GDP增长的行业总是乐此不疲地加以推进，而不管该行业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存在普遍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有些行业被冠之以高科技、新能源等诱人的头衔，发展这些行业能够获得中央政府的相应配套资金，地方政府对发展这些产业自然更是青睐有加。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困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那么自危机后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推出、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投资于“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之后，中国基础设施领域至少在部分区域也出现了相应的产能过剩，即这些新修的基础设施可能在投产后多年都得不到充分利用。这将给地方融资平台和商业银行带来新的财务风险。

　不能消化的产能过剩既会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和通货紧缩压力，同时也意味着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那么，中国政府应如何治理产能过剩的顽疾呢？

　笔者认为，根治产能过剩的最重要手段，是中国政府应加快实施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能源与资源价格的市场化，以及将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成本体系，有助于增强对企业的成本约束，鼓励企业更加集约地利用资源，降低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投资规模。利率市场化将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挤出无效的、低收益的固定资产投资。汇率市场化有助于淘汰低附加值的企业，从而降低相应的低效率投资。换句话说，避免资源被浪费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提高资源的价格。空洞的道德说教是收不到任何实际效果的。至于要素价格市场化之后对弱势群体的冲击，则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应对。

　根治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二，是中央政府应该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过去的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强调GDP、工业总产值与引入外资规模，而未来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评指标应该主要包括民生状况、公共产品提供、资源集约与环境保护等。更加长远的绩效考评指标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而优化资源的跨期配置。

　根治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三，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例如金融、铁路、教育、医疗、物流、电信等行业）的垄断，真正降低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为民间资本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投资机会，从而降低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只有当有了新的有利可图且发展前景巨大的领域之后，民间资本才会避免在制造业投资与资本市场投机之间被迫二选一的尴尬，从而继续发展壮大。然而，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是不容易的，这既需要良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外部危机的推动，同时需要决策者的勇气与智慧。■